我初次见识的是这种帆船的模型。那是在拜会科威特新闻大臣时，他赠送给我一个用蓝绒布包装得相当豪华的木盒子。回来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一只做工精致的木制小船。船头插着绿、白、红、黑四色的国旗，船中一前一后竖立着两个高低不同的桅杆，桅杆顶上用绳索系着白色的三角形帆篷。陪见的朋友说，这是科威特及其他海湾国家引以为骄傲的一种“国家级礼品”，代表的是阿拉伯文明发展史上著名的三角帆船。
这种三角帆船在科威特叫“布姆”（boum）。我发现，在这个阿拉伯酋长国，不管是政府机关、学校、工厂，还是商店、旅馆，甚至家庭，到处都摆放着这种帆船的模型。在科威特城宽阔的滨海大道上，建造有一座这种帆船的高大雕塑。在国徽上和钱币上，绘制有这种帆船的图案。显然，科威特人是把这种帆船奉为国家的标志。我后来还发现，在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国徽上也都标有这样一只帆船。而在所有濒临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的水面上，都有相当多的这种帆船在游动。因此，外界人一般都把这种船只称为阿拉伯三角帆船。
在阿拉伯语中，帆船一般称为马卡布（markab），也有的地方称为萨菲那赫（safinah）。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帆船形体不尽相同，因而也就出现各不同的称谓。仅波斯湾地区，据说至少就有二十五种不同的帆船。最常见的捕鱼用的小帆船，五六米长，称为舒阿伊（shu’ai）。采集珍珠和赛船用的小帆船，杠桅呈弓状，叫杰尔布特（jelbut）。捕鱼和经商两用的中型帆船，船尾呈方形，称为萨姆卜格（sambug）。大型的远洋帆船，长可达三四十米，载重四五百吨，称为巴加拉（baggala）。
在英语中，指称阿拉伯三角帆船的是一个拼写有点奇特的字：dhow。这显然不是道地的英文字，而是一个外来字，有人说来自波斯文, 也有人说来自斯瓦希里文。但是，一些阿拉伯历史学家认为，不同地区和时代有不同的方言，这个字很可能来自古代海湾地区某个靠海为生的部落。不管其来源如何，这个字特指的是阿拉伯帆船。这种船的主要特点是：整个船体用木头建造，船头和船尾皆呈尖形，船体上竖有一至三根桅杆，桅杆顶端挂着三角形的风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中国人抓住这种船的特点，一直将dhow译为阿拉伯三角帆船，可以说译得是相当贴切的。
阿拉伯三角帆船最早出现在波斯湾沿岸地带。公元前三千多年的巴比伦时代，那里的居民为下海捕鱼，利用羊皮制作了简陋的筏子。后来，他们觉得羊皮筏子太小，就在当地广为栽种的枣椰树和椰子树上打主意。他们将枣椰树的枝条砍下来，用椰子壳上的纤维搓成的绳子将其扎成捆，再将几个捆绑扎在一起，制成很大的树条筏子。筏子大了，划起来相当费力。这时，他们发现风向可以利用，就在筏子中间竖起一根用枣椰树干做的桅杆，把几块羊皮连缀在一起挂上去当风帆。张开帆篷，顺风行驶，就省力多了。
用枣椰树枝条制作的筏子，在水中浸泡时间长了容易腐烂。于是，人们就把枝条改为木板，用皮条或椰绳巧妙地把一块块木板“连缀”在一起。这样，第一批被后人称为“缀船”的木帆船就制造出来。公元五六世纪，这种船在海湾地区相当流行。后来，造船技术不断改进，缝缀的方法逐渐发展成榫头连接。一条三四十米长的木船，一颗钉子都不用，完全靠榫头把一块快船板拼接起来。同时，制造桅杆和帆篷的技术也不断改进。为了增加风的推动力，人们先是在船上竖起两根或三根桅杆，挂上两块或三块帆篷。帆篷逐渐从羊皮改为来自印度的棉布。帆篷还不断加大加长，从船头直挂到船尾，并变成一种尖三角形状。这种独特形制的阿拉伯三角帆船，与欧洲人早年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使用的四方形帆船和中国人在太平洋上使用的平底帆船，被后人并称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三大帆船”。
关于阿拉伯三角帆船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古希腊罗马作家和诗人的笔端。他们笼统地称之为特洛伊战争时代“在遥远的南方使用的一种船只”。公元前2世纪，在印度的桑吉雕刻中，出现过阿拉伯人缝制木船的画面。公元一世纪用希腊文写成的一本《印度洋航海指南》提到，水手们在从红海前往东非海岸的途中，看到过来自波斯湾的一种“缀船”。公元6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在其著作中明确地说，印度洋上飘荡着一种“用绳子捆绑的阿拉伯帆船”。13世纪以描写流浪汉为特点的阿拉伯马卡梅文学作品中，则载有一些阿拉伯人“缝缀”木帆船的插图。
阿拉伯三角帆船最初用来在近海捕鱼和采集珍珠，经过千百年的改进，后来发展成为由近到远不同地区之间进行贸易的运载工具。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海湾地区的一些部落掌握了印度洋上季风吹拂的规律。每年从10月下旬到12月上旬，海风从东北吹向西南，而从3月下旬到6月上旬，海风则从西南吹向东北。在海风向西南吹时，他们驾船驶离波斯湾，穿过印度洋，前往印度西海岸或非洲东海岸。在那里活动几个月，到西南风起，再驾船回返。这样，阿拉伯人实际上就把印度洋掌控在自己手上，以波斯湾为支点，同东南方的印度大陆和正南方的东非海岸形成一个印度洋上的所谓“三角贸易区”。
阿拉伯商人到达印度西海岸，有的就地经商，有的则稍事休整，然后绕过印度南端，前往马来半岛、东南亚，甚至中国。他们将印度的布匹、香料以及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带回阿拉伯半岛，再从那里转运到东非或南欧。
阿拉伯人同东非的交往最多。这种交往开始于何时，说法不一。有的说，早在公元前七八世纪，亚述帝国南方的一些“航海圣手”就曾驾驶帆船来到东非。有的说，那时南下东非，只限于距离较近的索马里等地，真正意义上的南下东非，到达现今的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是公元一世纪前后。他们把本地产的椰枣、鱼干、地毯以及来自印度的棉布和来自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运抵东非的近海岛屿和海岸，从一地到另一地销售，换来非洲的象牙、犀角、豹皮、鸵鸟羽、香料等“死商品”，还有黑人奴隶、长颈鹿、斑马等“活商品”。这些商品运回来，除本地消费之外，还不时转卖到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这样，阿拉伯人建立了当时地域最广的海运贸易网，成为沟通亚洲与非洲最早联系的“一个中心链条”。
在长期经商的过程中，一些阿拉伯人在东非的岛屿或海岸上定居下来。公元632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去世，阿拉伯半岛地区陷于内部纷争。大批失势的阿拉伯人，特别是擅长航海术的阿曼人，为逃避祸患与战乱，开始大批向东非移民，在桑给巴尔、基尔瓦、奔巴等岛屿和大陆沿海地带建立居民点。上百年之后，北起现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南到坦桑尼亚的基尔瓦，他们在东非建立起二十多个大小不等的城邦。在这些城邦中，阿曼人占主导地位的桑给巴尔最为强大，并且成为名义上的邦主。
15世纪末，葡萄牙人乘船来到东非，不但取代阿曼在这里的霸主地位，甚至征服了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曼本土。二百多年后的1652年，阿曼人组成强大的帆船队，将葡萄牙人从东非赶走，使桑给巴尔等地再次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这时，旧城邦重建，旧商路恢复，桑给巴尔又成为东非沿海最大的商贸中心之一。眼见桑给巴尔的战略、商业、交通地位日益重要，远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曼王朝对这个海岛更加重视。1832年，苏丹赛义德干脆将其首都从马斯喀特迁至桑给巴尔。这样，以距离阿曼四千多公里之遥的桑给巴尔为中心，他建立起一个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庞大而松散的阿拉伯帝国。这样一个在异域建都来控制本土的帝国，在世界历史上极为鲜见。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三角帆船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阿拉伯人击败葡萄牙人、再次征服东非的重要工具。
三角帆船是阿拉伯人称霸东非的“战舰”，也是他们传播阿拉伯文明的载体。原来，东非沿海居住的都是属于班图语系的黑人。而随着商贸事业的发展，阿拉伯人以商品敲开了东非的大门，阿拉伯文化随之而来，与班图文化发生碰撞与交融，在人种、语言、宗教、服饰、建筑等各个方面都留下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记。阿拉伯人与当地人通婚，产生一种混血的新人种，即斯瓦希里人。现在，在东非沿海地区的人口中，斯瓦希里人约占百分之二十。阿拉伯客商在同当地人的长期交往中产生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以班图语为基础，大量吸收阿拉伯语词汇，称为斯瓦希里语。这种语言至今仍流行在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刚果（金）东部地区。阿拉伯人的涌入，还把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带到东非。东非人原本信奉自然拜物教，从公元9世纪开始逐渐归化为伊斯兰教徒。现在，东非沿海地区最流行的宗教仍然是伊斯兰教，到处都可以看到清真寺。另外，阿拉伯人定居下来之后，按照阿拉伯风格建城、盖房、修墓，极尽奢华之能事。如今，具有高大门窗的房舍和建有石头碑柱的陵墓，在阿拉伯国家已很鲜见，而在东非沿海地区却仍很流行。阿拉伯文明对东非影响之深远，是任何其他文明都难以企及的。
阿拉伯人驾驭三角帆船开创的航海事业对欧洲也产生很大影响。本来，欧洲人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航行，长期使用的是一种挂有长方形风帆的四角帆船。而随着阿拉伯人向地中海和南欧的扩张，他们使用的三角帆船在地中海也流行起来。据美国航海历史学家索塔斯考证，从公元5世纪的拜占廷时代起，三角帆船开始在东地中海出现。这种帆船接受风吹的力量大，前进的阻力小，更适宜远洋航行，受到欧洲人的垂青。到15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竞相前往东方探宝，建造远洋航行的帆船时，都曾参考、吸收了阿拉伯三角帆船的长处。同时，著名航海家迪亚斯、哥伦布、达•伽马，在出发之前都研究过阿拉伯人的航海经验，学习过阿拉伯人使用的确定海上位置的星盘，参阅过阿拉伯人绘制的航海图。因此，有人说，阿拉伯人驾驶三角帆船在印度洋上的航行，实际上是人类远渡重洋探寻与认识整个世界的前奏。
阿拉伯三角帆船很早就来到中国。中国的商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远涉重洋到过波斯湾沿岸地区。这表明，在汉朝开辟的通往西域的陆上通道之外，中国又开辟有一条“通海夷道”。沿着这条航道，有不少阿拉伯客商前来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是，8世纪中叶，一位名叫艾布•阿比德的阿曼航海家曾驾船来到广州。那时，广州以及扬州、泉州等地已经设立市舶司，专门处理海外贸易、税收等涉外事务。抵达这些港口的外国商船，以阿拉伯三角帆船为最多。这说明，阿拉伯客商早在8世纪之前就从海上来到中国。其中，有些阿拉伯客商长期滞留在中国的港口城市，在广州还出现称作“蕃坊”的穆斯林社区。从八、九世纪之交开始流传的阿拉伯名著《天方夜谭》中，有一则《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讲述一位古代阿拉伯航海家辛伯达经过七次冒险出航，终于乘三角帆船到达中国的广州。这虽然是一则文学故事，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元八、九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同中国频繁交往的情况。公元851年，阿拉伯客商苏莱曼•斯拉费乘船来到中国，回去后口授《中国印度见闻录》，讲述他从阿曼经印度到中国的见闻。这是阿拉伯人留下的一部生动的中阿交往的历史记载。1347年，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乘船到达中国泉州、广州、杭州等地。他撰写的旅行记，已成为世界旅游作品的经典。
为纪念辛伯达的中国之旅，阿曼苏丹国仿造了一条阿拉伯三角帆船。帆船没有安装任何发动机，只有三角船篷，完全靠季风吹拂行驶。1980年11月23日，这艘以传说中的辛伯达出生地苏哈尔命名的木帆船从阿曼首都马斯卡特起航，沿着传说中的辛伯达航行的路线，经过二百二十一天近万公里的艰苦航行，于次年的7月1日抵达广州。这艘帆船及其上面的二十多名船员受到广州市民的热烈欢迎。宾主双方重温了一千多年前传说中的辛伯达航船抵达广州的历史，重温了一千多年来中国同阿拉伯人民之间结下的深厚友谊。如今，这艘木帆船放置在马斯喀特的布斯坦宫饭店大门外，成为中阿友谊的新见证。
现在，阿拉伯三角帆船仍在海湾各国的船坞中建造，仍在海面上捕鱼、采珠，更成为招揽游客重温阿拉伯历史的一种工具。在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我曾看到一些阿拉伯人在驾驶着仿古的三角帆船在海上做半日游，让来自各国的游客了解东非与阿拉伯世界紧密的历史联系。这一切说明，三角帆船虽然仍在阿拉伯人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在更大程度上已经变成阐释阿拉伯文明发展及其与其他地区交流的一种独特的历史符号。
